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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3日 星期五

　目前中国正掀起一股“上野热”。我已经有7本书在中国被翻译，并且每本书都成为了畅销书。特别是去年9月出版的与铃木凉美女士的往返书信《始于极限》获得了年轻女性的共鸣，并被中国最大的书评网站评选为年度图书。

我曾多次接受中国媒体和外国媒体的采访，问到“为什么现在中国会有上野热？”但作为作者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只能让读者来回答。畅销书的成功不是有意为之的，它通常会超出作者和编辑的预期，形成一种社会现象。由于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太多次了，我开始逐渐明白了答案。作为社会学者，我也想从第三者的角度分析一下“中国的上野热”。以下是三个原因。

　首先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国年轻女性的经历与生活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本女性经历变得越来越相似。虽然激烈的竞争可以带来与男性相当的成功，但与此同时，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期待和压力也很大。曾经的中国没有“失业”这个词，但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20%。其中，重视效率的企业对女性的招聘性别歧视日益严重。女性的选择增多，似乎可以成为任何人，但现实的障碍却很厚重。

　其次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少子化下成长的女孩们。她们受到父母与男孩一样的期待，接受高等教育，有时甚至在竞争中胜过男孩，自由地成长，但当她们步入社会时，却面临着不合理的性别歧视。她们自然会想：“为什么我必须忍受这种荒谬的歧视？”少子化一代女孩的心态在中日韩东亚国家间是共通的。现在在韩国推动女性主义“重启”的1980年代出生的女性们，是少子化一代，“她们在家庭中受到比男孩更多的宠爱，在学校里也比男孩更为出色。她们被教导可以成为任何人、做任何事，可以自由地梦想。”正如《我是男性女性主义者》的作者崔成范所写，东亚国家中的女性主义重启的推动者正是这些年轻女性。即便是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育儿也往往由“祖母的力量”承担，但这也带来了与母亲或岳母关系的负担。

　第三点有些讽刺，但日本女性的经历毕竟被视为外国的故事，因此听起来会有距离感。尽管是外国，但中国和日本都是同属亚洲的邻国，相比欧美有更多的共同点。正如#MeToo运动所示，女性主义有全球性的趋势，欧美的女性主义书籍也有很多被翻译成中文。很多受过英语教育的中国精英也不少。但由于中国和欧美的社会差异不那么大，因此日本女性的经历更容易引起共鸣。中国六千年的父权制在革命后的半个世纪里并没有彻底消失。然而，日本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是日本的政治和父权制，而不是中国政府。

　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们在集会和行动中面临许多困难。女性主义没有国界。我的著作是否为她们的经历提供了话语权？如果是这样，那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改编自《朝日新闻》10月10日北陆版《北陆六味》
禁止未经朝日新闻社许可的转载（承诺编号18-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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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延翻译）